我哭的时候，我爸就用小提琴模仿我的哭声，讥笑我，有一天我气得发飙，把他打昏了。
——《四百击》
/，Part，01
「坏孩子无法成为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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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电影导演弗朗索瓦%ub7特吕弗的《四百击》是电影史上非常重要的影片，它被视为法国电影运动新浪潮的开山之作，该片曾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和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编剧的提名，但我想一切的奖项也不足以盖过它对我们今天生活的影响，它开创的拍摄手法和剪辑手法直接影响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部分影像。只闻其名也许你会猜测它是一部战争片，但四百击这个说法其实出自法国俚语：意思是说一个淘气顽皮的孩子要挨四百下打才能消除灾难，怯除恶魔，变成健康听话的儿童。放到中国的语境里，这句俚语可以和小树不修不直溜这句俗话划上等号。
首先说说这个故事，最直接的，这是一个坏孩子的故事，且不是一个坏孩子改邪归正的故事，而是一个坏孩子无法成为好孩子的故事。
男孩叫安托万，13岁，是班级里的罪恶典型，每个人的学生时代都存在着这样的同班同学，他们从不听课，三天两头就做出一番令老师找家长的事业。
这一天班里在考试，某个同学传阅一张招贴画正好传到了安托万手里，老师一回头，看到的正是安托万犯罪的一幕。安托万因此被罚站。不服气的安托万在教室墙上写起了讽刺诗，最终结局当然是以请家长告终。
毋庸置疑，请家长几乎是所有人童年时代的噩梦，但对于安托万来说，这并不是由于他有习惯于给他四百击的可怕父母，殴打是一种热络的暴力，而安托万在家中遭遇的气氛是一种隐蔽的冷淡，他是母亲在婚前的私生子，一个曾被他的母亲想要遗弃的孩子，这样一个角色，他任何的错误都将显得罪无可恕。
安托万深谙找家长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他最终决定和自己的好友一起逃课。
就是这一天，玩乐闲逛的一天，安托万亲眼目睹母亲和情人在街上接吻，他匆匆离去，回到家也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在父亲试图调节他和母亲关系的说辞中，诡异地大笑起来。
第二天，老师拦住了安托万质问缺课的事情，安托万拿不出请假单，就对老师说他的母亲去世了，老师被这一本正经的回答所震撼，即刻道歉并连连安慰。哪料很快便东窗事发，父亲和他口中已经去世的母亲找来了学校。
父亲给了他一对耳光，并说回家再跟他算账。
安托万认为此事过后他不能再和父母一起生活，便开启了他的第二次逃离，这一次的性质是离家出走，他给父母留下一封措辞不失客气的信，在朋友的帮助下躲在一家工厂里睡了一夜。
经过这消失的一夜，一向对他漠不关心的母亲竟来到了学校，并且似乎非常担心他。回到家中，母亲异常温柔地给他擦身体哄他上床睡觉，母亲尬聊了半天终于才问出她最关心的问题。她问安托万他留下的出走信里的那句等我回去再谈事情的经过是什么意思。一系列的慈爱的场景也毫无温情可言，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安托万现在不止是一个孩子，甚至不止是一个给父母带来麻烦的对象，对他的母亲来说，他还是一位她婚外情可能的揭发者。
这次来学校以及后续一切的行为，不过是她要抓住的一次讨好这个秘密持有者的机会。
导演把一个孩子放在成人的这种威胁和讨好杂糅的阴谋意味前，成功创造了一种惊悚的效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孩童是怎样被迫拖入了成人的世界，我不止一次眼见成人对于孩童超乎年纪的精明一面赞叹一面嘲讽，却不曾想到是他们，家人或者老师如何共谋，用他们不单纯的手段影响一个孩子去长出应付成人世界那一套的触角，然而这毕竟不能使一个孩子成为真正的大人，他始终无法褪去孩子的天性，更多时候他进退失据，所以，他只有逃，离家出走，游荡在外，用垮掉的样子面对世界。
心灰意冷的安托万提出想要辍学出去工作。母亲承诺如果他考进前五名便奖他一千法郎，在母亲的利诱下，安托万答应下来，他醉心于阅读自己的文学偶像巴尔扎克，最终在考试中引用了一句曾经打动他的话。充满感情的单纯行为却被老师评定为剽窃。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听过无数次类似的故事，一个倔强的差生如何靠自己的努力考了一次高分，却被认为是作弊，一个人如何因为他的历史而被彻底打上无法磨灭的烙印。从这个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可怕的事实，一个人是如何通过他的看法塑造他人的。试想如果安托万平素就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他还是否会被评定为剽窃？只因是安托万，一个惯犯，这是一个醒目的，令这位教师无法克服的标签。老师便用一贯对待惯犯的态度去判定安托万，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他也参与了惯犯的制造，磨灭了过失者改过的机会。
至此，四百击的其中一个故事意义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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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无法逃离的监狱」
叙事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也进入了第二个故事意义，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少年犯的故事。它让我们看到一个不乖的孩子触犯成人世界秩序将遭遇的后果。如果说第一个阶段，安托万仅仅在他的家庭和学校中不服从秩序和管教，第二阶段他则是触犯了法律，他所影响的范围到了社会，一个更为复杂和暗流涌动的环境。为了弄到钱，他和朋友偷了父亲办公室的打字机，尽管最后因为无法卖出而还了回去，但这个行为还是直接成就了安托万少年犯的身份，他被送到了少管所，这里面都是和他一样大逆不道，家长认为无法管教的少年。文章开头的那段台词，便来自于其中一位少年犯。他因为打了父亲而来到了这里。
安托万开始了他的少管所生活，影片对于这种生活的描绘让我想起福柯《规训与惩罚》的开头，福柯描述了非常残忍的酷刑来为这本书热场，1757年3月2日，达米安因谋刺国王而被判处在‘巴黎教堂门前公开认罪’，用烧红的铁钳撕开他的胸膛和四肢上的肉，用硫磺烧焦他持着弑君凶器的右手，再将溶化的铅汁、沸滚的松香、蜡和硫磺浇入撕裂的伤口，然后四马分肢，最后焚尸扬灰。
接着是巴黎少年犯监管所的一份时间表，这是一份规定犯人几点起床，劳动几小时，学习几小时，严格到几点几分吃饭学习的作息时间表。福柯借时隔八十年的两种惩罚方式来说明司法体系下的惩罚体制的变化，作为一种公共景观的酷刑消失了，将肉体作为刑罚主要对象的现象消失了。
的确，几百年间刑罚的严酷性似乎在不断减弱，它不断掺入了仁爱，尊重人道等因素。在我们的国家，从前几年偷电动车的窃%ub7瓦格拉对于监狱的戏言可以直接感受到这种温和，以至于他可以说出这样的话：超喜欢这里。
而福柯敏锐地感觉到惩罚已经成为且愈将成为刑事程序中最隐蔽的部分，而这是因为法律所惩罚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法律曾经给予肉体以严酷血腥的惩罚，它曾公开而凶残，而现在它隐蔽而温和，现在它剥夺的是人的自由，曾经降临在肉体的死亡被深入灵魂、思想、意志和欲求的惩罚所取代。
在《四百击》描绘的少管所生活中，在吃饭时早拿起面包开始吃就会被打一个巴掌，这里严格规训人的肉体和你的精神，要求绝对的服从。
说到这里，电影里其实有两段关于排队的段落形成了令人震撼的对照意义，第一段是一次室外的体育课，每到一个拐弯处或街角，跟在体育老师后的学生都会消失几个，到最后这位体育老师身后只剩下了两个人。
而另一个排队行走的镜头则是在少管所中，少年犯们排着队一个挨着一个的走着，没有人可以掉队，四处都是铁丝网。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安托万接受心理咨询的情节让我想起福柯的另一些研究。在接受心理咨询之前，一位经验老到的少年犯告诉安托万，如果笔掉了，要捡起了，但捡笔的时候是不可以去看心理咨询师的腿的，否则就会被记录在档案里。
是的，这里的每一个少年犯都有一个档案，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放到历史中去看这部电影拍摄的时机，1959年，它恰好体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20世纪，西方社会开始普遍用心理学等科学来认识犯罪和犯罪对象。社会犯罪被病理化。
在惩罚体制中，犯罪者的灵魂不仅要被审判，还要被认识，以及改造。当精神病专家进入刑事领域，他们作为顾问负责回答一些问题，这个对象是否危险，人们应该如何防范他，人们应该如何改变他，人们应强迫他服从还是应给予他治疗。这当然是为了确保该对象不会对社会有潜在威胁。
由于被告诫乱说一通会被关进精神病院或管训所，在影片中对应的这一段，安托万只好非常茫然地诉说着自己的过往，母亲如何试图遗弃他，他为什么和母亲关系不好，而这一整段发言将意味着安托万是否会被判定为危险分子。
诸上所述，精神病学对社会统治的参与是如此自然而然，它对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似乎看起来也是如此无可置疑，但如果真的是这样，福柯的研究岂不成为了一种复述？
事实上这位极富反叛性的思想家认为，精神病学是将某种不正常布置成了疾病，并以保护社会的名义获得了它作为一个学科的权力，它利用这权力开始为社会去划定不正常的人。需要注意的是，社会或者说少部分人的需求有时是与大部分人的需求冲突的，这个看似只属于司法领域的问题反照到生活中与你我都息息相关，公司需要996，于是大家都996，有哪一个人不996，那么就有一双看不见的手，自然会把这个人拒绝996的人划为异类，排除在正常或者是好的范围之外，你不一样，你就是病了。这显然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精神病学，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被笼罩在这种精神病学权力之下。
在查阅相关资料的时候，我看到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人被判处流浪罪，是因为他没有固定的住所和工作，偶尔打零工。这似乎令人匪夷所思，他没有伤害任何人，为何会犯罪？
答案是，他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伤害，他的行为本质上是对于社会公序良俗的触犯。社会是一个不断运转的经济体，他的流浪行为使他被判定成为损害了社会的经济利益的人物，这便是犯罪。这让我想起今天身边仍然流行的不生育有罪论，若去论及其根本原因，我们也能找到类似的罪由。
福柯这位思想者，有人精确地总结他总是为不正常的人辩护。这时就要提到人们总结的福柯的另一相当狠辣的观点：监狱是个小社会，社会是个大监狱。这一句完全可以揭示，他其实是在用对于类似监狱这样边缘化的对象的研究来反照社会，他始终不止研究的是监狱对人的规训，而是在表达整个社会对人的规训。福柯关心的自始至终社会是如何按照它的利益和需要去规训人的。
而我们《四百击》的导演特吕弗，在拍摄一个坏孩子的青春时，同样没有站在老师家长为代表的利益一方，而是站在了反叛的方向。
影片的结尾，少年安托万钻过了这个庞大监狱的唯一一个BUG，这或许就是此前逃跑过的那位少年犯留下的通道，这位少年最终被抓了回来，牵动着带血的嘴角倔强地说又怎样，我玩了五天，逮到机会我还要跑。
离队少年安托万穿越了铁丝网，一直奔跑，这是电影史上一个令人振奋的长镜头，它耗时一分多钟，单调，但有力量，因为这也是安托万在影片中所享有的珍稀的自由时刻。这个画面的结束更是一个革命，因为导演让这位少年最后转过身，看向了镜头。到1959年这部电影完成之时，电影已诞生六十多年，在这六十多年间，故事片中的主人公不能够看向镜头一向是一个不可触犯的停忌，所有的导演都会停止这一行为，因为这会毁灭故事片所塑造的仿真世界，就是到现在，哪怕一个群众演员无意间望向了镜头也都会被观众视为穿帮。
但是安托万，最终转过身望向了镜头，迷惘地，茫然地。即使他的奔跑和眼前的大海似乎大快人心，但是大海一望无际，大海更令人迷惘，孱弱的个体似乎始终不可能摆脱巨大的秩序网，这种无解将重重地击到每个人的心底。
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我开始想象阅读者的反应，因为在上一篇影评中，我收到了一条让我惊讶的留言。对方问一个小偷有什么好宣扬的？我想这是对我在《小武》的影评中肯定了小武（职业是一位小偷）作为闲逛者的意义发出的质疑，我借用本雅明的理论阐释，作为一个闲逛者，作为一个没有被社会大机器所异化的人，小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更能保持精神世界和人格的完整。
我钟情这些聚焦于边缘人物，甚至普世价值观中人们有某方面问题的人物的电影，但并不是肯定他们小偷的身份，少年犯的身份。拿安托万来说，在生活中人们或许都不会喜欢这样一个制造麻烦，不服管教的孩子。但这是电影，一种虚构的反照生活的艺术，在这样叛逆的充满缺陷的人物身上，我享受的是我所能思考到和看到更多的问题。影视中伟光正人物只能够对人施加重复的道德教育，区分黑白是最浅表的知识，而我个人觉得，认识每一种颜色里面含有多少灰度或许比前者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