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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效应”一词因同名电影以及更早的《侏罗纪公园》而闻名于世。
对科幻小说读者来说,该现象因1956年斯普拉格·德·坎普的短篇小说《杀恐龙之枪》和其他时间旅行故事而众所周知。
在大多数此类故事中,跨时空旅行者回到过去,不经意间引起了一些小的影响,如杀死一只蝴蝶,随着时间的流逝,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而使他回到的未来已经发生彻底的变化。
或者,跨时空旅行者根本无法返回,死去的蝴蝶不能拍动其羽翼,以引起天气的微小变化。
其通过混沌理论影响时空,最终导致暴风雨在另一侧海岸登陆,正巧杀死了跨时空旅行者的曾祖父,这样导致跨时空旅行者在逻辑上的消失。
当然,跨时空旅行中的蝴蝶效应是虚构的,但是这种效应确实存在。
自然和社会科学家将其认定为“路径依赖”。
即使没有跨时空旅行的悖论,最初的条件随时间流逝而产生巨大的差异。
举个戏剧优化的例子,要是6500万年前彗星没有撞击地球,导致恐龙的灭绝,我们像松鼠一样的祖先不可能取代这些巨兽的位置,人类也几乎不可能进化。
历史是一个不可控的试验
最高法院过去判决的结果当然会引起这种蝴蝶效应,尽管没有人能查明它们。
历史是一个不可控的试验,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如果没有最高法院的判决(或其它与之有关的任何事件)将会发生什么。
然而,我们能作出有根据的推测。
在这个背景下考察最高法院于1976年就“巴克利诉瓦雷奥案”(Buckleyv.Valeo)所做的判决。
该案使得“水门事件”后对竞选经费的一系列限制规定失效,这些限制规定包括禁止总统候选人花费超过五万美元的个人财产进行选举。
正如许多对“巴克利案”的批评所指出,这些判决很没道理,限制竞选经费不等于限制言论自由,尽管经费可以用于言论宣传。
无论谁在这场争论中占据上风,1976年最高法院都支持了使用超过五万美元的个人财产作为竞选经费,而不是相反。
如果不是这样,对竞选经费的限制足以改变1992年总统选举的结果。
在当年大选中,独立候选人罗斯·佩罗花费了6000万美元的个人财产参加竞选——超出了两大政党任一候选人的经费总额——获得了19%的选票。
时任州长的克林顿获得43%的选票,乔治·W·布什获得38%的选票,财政保守的佩罗可能从布什的潜在支持者而不是克林顿的潜在支持者中获得了更多的支持。
此外,即使有人认为佩罗或多或少从布什阵营和克林顿阵营获得同样多的支持,当时许多观察者认为佩罗的参选,通过1992年《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一篇文章给克林顿上台提供了帮助——该文章“充分地转移了公众的视线……在残酷的初选之后,给了阿肯色州长一个上台执政的机会,激发了变革的呼声。
”这至少是“巴克利案”似是而非的一个结果,如果该案彻底地限制佩罗花费其个人财产并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将会导致布什的连任以及之后许多戏剧性的差异。
最高法院的自由主义者批评“罗伊诉韦德案”(Roev.Wade)的判决不仅是违法的而且在实际上会适得其反。
他们还声称,当大法官们从道德上约束选举官员的选择权,他们麻痹了法院实质判决的拥护者,在罗伊案中即堕胎权的拥护者,他们使得拥护者错以为他们所拥护的堕胎权是受法律保护的。
同时,反对者相当活跃,并寻求宪法的根本改变。
按照这种观点,过去三十多年宗教权利中国家政治力量的增长因最高法院就堕胎、学校祷告、同性恋和其它热点问题的判决而强化。
如果最高法院没有使其宪法化和国家化,这些问题可能得到以往的新政联盟支持。
社会上保守但贫穷的南部白人和天主教“里根民主党人”会在国家层面上支持经济上激进的民主党人,即使他们继续在州这一层面上支持社会保守派,因为联邦政府很少涉及重要的社会问题。
可以肯定,相反的推测可能是错误的。
社会上的守白人的再次结盟最初是尼克松“南部战略”——用种族主义来驱逐新政联盟的产物。
即使最高法院从没有在堕胎、学校祷告和同性恋问题上发表意见,这个战略也很可能成功。
因此,即使我们承认不可能精确地预测后冲,但是他们是真实的现象。
如果最高法院没有在罗伊案中承认堕胎权,我们不能确定过去的34年会变成什么样。
但是,我们能断定历史会变得非常不同。
案件审理的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的不可预测性意味着我们不能说最高法院当前的哪些判决最后会最具相关性。
案件之一是“布迈丁诉布什案”(Boumedienev.Bush)。
该案所提出的问题,即《2006军事委员会法》是否违反宪法关于在人身保护令可能被搁置的情形下的规定。
最高法院是否应该支持该法剥夺被拘留者的人身保护权(或法定的等价物)是违反宪法的,可以想象共和党的被提名人将其作为他应当选的例子而支持该法,也即一个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强硬总统并不反对采取强硬的措施来制裁恐怖主义嫌疑人。
同样,可以想象,如果该判决在候选人成功当选之前被宣布的话,民主党候选人会赞同布迈丁案的判决以获得自由主义者的政治支持。
无论该判决如何,民主党候选人都必须找到理由来支持它,以避免在选民面前表现得过于“软弱”。
最高法院关于“哥伦比亚特区诉海勒案”(DistrictofColumbiav.Heller)的判决将在总统选举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2007年3月,哥伦比亚巡回法院判决的“帕克诉哥伦比亚特区案”(Parkerv.DistrictofColumbia)判定地方法院的枪支管制违反了宪法第二修正案。
尽管最高法院还没有决定是否再审该案,鉴于该判决将在联邦上诉法院关于宪法第二修正案的解释和许可的枪支管制权范围之间创设部门权力,很可能会再审。
一旦最高法院的判决支持哥伦比亚特区,将会受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谴责,即使该判决被广泛接受,仍可能会遭到一些重要中立州中的犹豫未决的选民的反对。
因此,作为最高法院起诉人的汤姆·金斯坦在Scotusblog(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博客)上声称,布迈丁案和海勒案导致的自由主义会有利于参加总统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能在势均力敌的选举中发挥作用。
法官应该忽视蝴蝶效应和后冲效应
因此,一个深谋远虑的最高法院自由主义派的大法官有时可能认为,在法律中引入自由主义倾向的最好方式是投票赞成保守派的结果,这样避免了保守派的后冲效应。
在眼下的直接问题上,法律将变得较为保守,但是这一结果将被政治变得更为自由的结果所抵消。
同样,一个深谋远虑的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有时可能采取截然相反的方法,投票赞成自由主义的结果,通过后冲以帮助保守派的选举。
然而无论谁试图使用这种方法都是应受到谴责的,即使政治后冲是一项保守的最高法院裁决的潜在结果,其并不意味着最高法院大法官基于期望或不期望这样一个后冲以作出裁决。
我们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正是因为我们希望法官不受政治的影响。
此外,基于预计的二阶、三阶和更深远的影响作出裁决最多只是臆测。
富有争议的裁决有时暗藏着后冲,但是在大多数时候他们通过最高法院的道德威信改变公众的观点。
在更基础的层面上,蝴蝶效应表明为什么对于任何判决长期影响的考虑是一种误导。
随着时间的流逝,任何判决事实上是任何行为都有巨大的但是固有的不可预知的结果。
